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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机关大力推进平安社区建设 打造群众家门口的“平安前哨”******

　　编者按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国家治理中具有特殊而重要的位置。以法治力量赋能基层社会治理，不仅能够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是“中国之治”的题中之义。

　　近年来，全国政法机关立足基层、整合资源、创新驱动，大力推进平安社区建设，引导各类纠纷化解力量进社区，推动公共法律服务进家门，忠诚履职守护一方平安，让老百姓足不出户就能解决矛盾纠纷、获取便捷精准的法律服务。本报今天特刊发一组相关报道，敬请关注。

　　本报记者 董凡超

　　“今晚10点夜巡，欢迎报名！”2022年11月14日20时，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五里墩派出所民警张薇在警民议事群中发布了义警招募通知。仅几分钟后，义警名额就已报满。冬日的夜幕下，他们身着专属马甲、戴红袖标，走在主要干道、居民小区里，与民警一起守护辖区平安。

　　2022年8月起，安徽公安机关推行“网上警民议事厅”工作机制，架起警民互动“数字桥”，凝聚合力打造基层“大共治”模式。截至目前，全省社区民警依托“网上警民议事厅”开展安全防范14.9万次，根据群众举报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616名。

　　让警务改革于细微之处呈现，让“大思路”对接上群众的“小日子”。近年来，各地公安机关不断创新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以民生诉求为导向，以群众满意为标尺，以制度建设为保障，动员群众力量，整合各方资源，大力推进平安社区建设，切实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深化改革 优化社区警务

　　警务工作室作为公安机关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离百姓最近的服务窗口，不仅在警务工作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也成为公安机关和群众互动的重要平台。

　　数据显示，随着派出所“两队一室”“一村（格）一警”等机制模式落地见效，全国已设立社区（驻村）警务室19.5万个，配备社区民警22.3万人，基层基础不断夯实。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公安局立足民族地区特色，围绕“塞上枫桥”警务品牌创建，创新推出“石榴籽”警务室建设，联动社区街道、市场监管等部门，主动走访辖区来银川务工的各族群众，了解、研究、解决其务工、子女入学、就医等急难愁盼问题，建起民族团结“连心桥”。

　　为最大限度将警力摆上街面，四川省南充市公安局在主城区建成智慧街面警务站12个，设置72条必巡路线和65个必到点位，安排特巡警和交警常态驻守、侦查警种和派出所按需进驻、群防力量参与网格巡防。警务站民警辅警在严格落实“1、3、5分钟”快反机制的同时，开展常态化巡逻盘查、交通疏导、服务群众等工作。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研发基地执行主任、教授伍先江评价说，社区警务工作是治安工作乃至整个公安工作的根基，也是感知社情民意的“神经末梢”，只有明确派出所的职能定位和社区警务在社区治安治理乃至社区治理中的基础性战略地位，才能通过改革不断实现警务前移、警力下沉和保障下倾，更好地做强基层、做实基础，实现改革强警，使公安机关尤其是公安派出所能够为社区治理提供更优质的治安服务。

　　数字赋能 提高工作质效

　　“这里有人吵架，你们快来！”2022年10月4日，广东省湛江市太平镇两名村民因农田排水问题发生口角。接到群众通过“零距离警务室”平台的报警后，社区民警辅警迅速抵达现场，对纠纷双方进行劝解，避免了矛盾进一步升级。

　　2022年7月以来，湛江市公安局研发建设“1个管理后台+4个手机应用端（民警端、辅警端、群众端、群防群治端）+723个网上警务室”架构的“零距离警务室”平台，与各类治安管理业务系统无缝对接，每月定期生成待办事项与任务清单，自动为社区警务工作划重点、做统计。派出所还制作警情动态、便民举措、普法宣传等信息，精准推送至用户手机应用端，有效提升群众的自我防范意识与安全防护能力。

　　科技强警战略惠及大江南北，有力推进了警务机制改革创新进程，智能化应用为公安机关提升“打防管控服”整体水平插上了翅膀，也给社区警务工作带来了质的飞跃。

　　不用门禁卡，“刷脸”便可直接进入小区；陌生人想要进入小区再也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了。近日，说起智慧安防小区带来的便捷，家住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莲湖壹号小区的王阿姨连连称赞道：“现在我感觉小区更安全，住得更舒心。”

　　目前，达州市已依托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成智慧安防小区166个，改造老旧小区59个，基本实现了对安防小区车辆、人员、房屋数据的全面、精准汇聚上传，搭建起整体单元防控、治安要素智能化管控和应急处置一站式响应的数据安全集成体系。

　　伍先江说：“各地公安机关的治安实践，顺应了社会信息化条件下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等科技手段对公安工作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的新要求新趋势，体现了公安信息化发展的基本方向。”

　　群防群治 延伸平安触角

　　“胡同里有人转来转去很可疑……”2022年11月20日，张大爷给河北省张家口市公安局桥西分局大境门派出所打来电话。10分钟后，盗窃嫌疑人被抓了现行。张大爷正是大境门派出所“境门红袖箍”群防群治队伍的一员。

　　“我们的群防群治模式以派出所为主体，搭建‘基层组织+社会力量’平台，组成‘派出所教导员+街道政法委员+省级金牌调解员’调解主力，组建‘境门红袖箍’群防群治力量。”大境门派出所所长边志强说，目前辖区群防群治力量已达100余人，110有效警情、可防性案件分别同比下降33.5%、21.2%。

　　工作中，各地公安机关在推动城区“一区一警两辅”和农村“一村一辅警”全覆盖的基础上，引导社区（驻村）民警主动落实带队巡逻、就地接处纠纷求助警情、社区发生案事件必到现场等工作要求，切实提高见警率、走访率、管事率，努力把风险隐患防控在基层社区，消除在萌芽状态和初始阶段。

　　北京市西城区公安机关健全完善多元融合、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体系，将全区263个社区科学划分为692个网格，586名社区民警牵动5.5万余名街道干部、“西城大妈”等群防群治力量融入社区网格；建设智慧平安小区，主动开展安全防范、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工作；连续推出“海畔联合调解室”“晓腾法治室”“居民议事厅”等服务群众的特色品牌，全区矛盾纠纷化解率稳步提升。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公安机关在全州组建91支城乡“110快反队”，覆盖1000余个行政村（社区），努力提高执法执勤能力水平，形成有警情接处警、无警情服务群众的快反巡逻模式，让群众感受到平安就在身边。同时创新打造四级“公安+”多元共治微警务群，目前4499个“公安+”多元共治微警务群构成全省最大的线上共治网格，在线群成员有67万人。通过社区民警与群众的“指尖对话”，公安机关能够精准掌握社情民意，及时处置风险隐患，警民双向熟悉率得到大幅提升。

　　“在平安中国建设、平安社区创建和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中，充分依靠群众、畅通群众参与渠道、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社区治安治理的积极性，正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在公安工作中的生动体现。”伍先江如是说。

刘跃进的谦和与《从师记》的严苛——写在“《从师记》暨新时代学者散文研讨会”前******

　　顾友泽

　　刘跃进先生的新作《从师记》出版，拜读之后，收获颇丰。《从师记》是一部散文集，主要记载先生的求学经历以及与此相关的人与事。虽然是以自己的个人经历为线索，然而内容却异常厚重，这是因为作者早年生活的“那个时代，激情澎湃，如同我的名字，一直在‘跃进’中”，在介绍自己的求学经历时，不可避免地反映那个波谲云诡亦且波澜壮阔的时代。而且，作者转益多师，其所师从或交往者大多为学界名流，本身就有很多为人关注的事迹。如此种种，决定了该书的内容必然不同凡响，精彩纷呈而浑厚淳雅。

　　虽然作者并不刻意抒情，甚至在情感表达上非常地节制，但这部《从师记》还是给读者带来了很多的感动与感慨，比如作者因母亲的提醒而失去了也许会产生美好爱情的机会而心情复杂就令人唏嘘，作者对自己早年学业先天不足而导致不得不放弃作家梦想的描述同样引起很多同龄人的共鸣，至于其在艰难环境中备战高考时表现出的坚韧不拔的意志更是令人感动。然而，最令我感动的是作者对学术尊严的维护与学者交往之间的温情。

　　作者对学术与学者的尊严非常看重。他在《斯人已逝，德音未远》中谈到自己作为大三的学生看到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时的感受：“我并不能完全读懂，但可以读出学术的厚重与学者的尊严，那是我向往的境界。”而作者自己到扬州大学讲学后，也同样得到了这样的赞誉，王小盾先生在给作者的信中写道：“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厚博大，其尊严及其生机，都由你谦和地表达出来。” （《求其友声三十年》）

　　正是出于对学术尊严的维护，面对良莠不齐的学术界，作者忍不住对当前学术弊端提出严苛批评，其在《裴斐先生的傲骨与逸情》中指出当前学界存在消解经典，或者躲避经典，同时：

　　在方法上，因循守旧，为论文而论文，为学位而学位，缺乏学术个性，更缺乏活的灵魂。在态度上，仰慕洋人，唯洋人马首是瞻，洋腔洋调。在结果上，书是越来越多，垃圾也越来越多。

　　又在《从师记》中说 ：

　　现在有些专著，往往连概论都不如，只是依据既有的知识，预想一个题目，然后利用现代手段收集相关资料，拼凑成书。这样的成果，或许能给作者带来一定好处，对学术界来讲，几乎没有借鉴意义。

　　作者平时与人交往温文尔雅，几乎未曾见其动怒，但是对学术界的不良风气，却还是直言其弊，体现出维护学术尊严的高度责任感。

　　那么，如何维护学术的尊严呢？作者通过介绍自己所崇敬的师长，具体而形象地给出了答案。

　　首先，维护学术尊严就要尊重学术本身。作者认为，学术本身是厚重的、博大的，无论是谁都无法全部把握，因而面对学术，始终要保持着谦卑之心。其在《好诗不过近人情》中谈到自己在杭州大学学习的体验：

　　这些课程，内容浩繁，一时难以消化，但是它却向我打开了一扇窗，可以真正感受到世间学问的博大浩繁。

　　在《从师记》中又写道：“大千世界，图书无限。一个人终其一生，也读不了多少书。”一个人取得的成就，面对既广且深的学术殿堂，何其渺小。故作者引用罗宗强先生的话说：“现在很多教授还不明白山外有山的道理，以为自己写了几本书就是专家。”学术研究如果局限在自己的小天地中，故步自封，结果必然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作者又引用姜亮夫先生的话：“登高望远，你才会知道世间学问的博大，自己的渺小，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记忆中的水木清华》）面对学术，学者理想的状态应该像傅璇琮等先生那样“学问既深，义气自平。”作者赞美这样的状态，亦追随前辈的风范。

　　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认为，做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是有学术品格。在这本书中，作者对师长们严谨的学术态度、扎实的文献基础、恢宏的视野、高度的文化责任感、坚强的毅力等不厌其烦介绍。介绍姜亮夫先生，写其临终前对学生的“最后最高要求”，令人感佩不已。记录叶嘉莹先生之论：“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真诚则是追求真理的重要途径。做人做事要真诚，学习钻研要真诚。真诚是做人的重要标准，古代这样，今天也是这样。”彰显出叶先生修辞立诚的风范。而记叙罗宗强先生指导作者写作学年论文的详细经历，则让我们看到罗先生一丝不苟、严谨到近于苛刻的程度的形象，而罗先生的学术品格也呈现在我们眼前。尤为令人感动的是，作者专门为既没有显赫的家世与名声，也没有令人瞩目的成就的社科院文学所图书馆主任汪蔚林先生作传，表彰其甘于奉献、勤勤恳恳，以专业的精神服务文学所的学者的事迹。在作者的眼中，学术分工并无高下之别，敬业的精神都值得人尊重。

　　其次，维护学术的尊严就要求学术研究本身不俗。作者在《记忆中的水木清华》中特意援引王国维的话：“大抵学问常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有大志者未必成功，而慢慢努力者反而有意外之收获。”作者阐释说：

　　王国维先生就是想告诉学生，做任何事情都不要有太强的功利性和目的性。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又在《从师记》中引用钱穆的话：

　　我生平做学问，可说最不敢爱时髦或出风头，不敢仰慕追随时代潮流，只是己性所近，从其所好而已……世局有变，时代亦在变，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天地变，时髦的亦就不时髦了。所以不学时髦的人，可不求一时群众所谓的成功，但在他一己亦无所谓失败。

　　作者高度认可这些说法，并且身体力行，其学术研究，不务空言，言必有得，往往能够从文献的细枝末节中发现历史的某些真相。而其对当下学子攻读博士学位的目的，也提出自己的看法：

　　通过三年的专业学习，我们的学生真正了解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会有益处。开卷有益，没有白费的工夫。重要的是要阅读，要有积累，不能有太强的功利目的。

　　学术不仅不是追求世俗利益的工具，甚至学术本身并不带有目的，是无用之用。

　　再次，维护学术的尊严要求学术研究者能够做融通的学问。钱穆在《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中说：“欲求了解某一民族之文学特性，必于其文化之全体系中求之。”学术如果格局太小，很容易造成盲人摸象的局限。只有将局部放到整体中考察，才能真正发现局部的特征与意义。作者接受众多名师的亲炙，提出学术不能流于琐碎饤饾，支离破碎。其认为学术研究中的文学研究应该遵循刘知几《史通》中提出的才、学、识三者并存的原则，并阐释说：“才就是艺术感受，学就是文献基础，而识则是理论素养。”而当下有些研究，“仅就某一点而言，似乎有一得之见，但是，倘若通盘考察，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好诗不过近人情》）这样的研究，是不足为观的。相反，作者赞同这样的研究：“也许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可能是一个很小的题目，但是在这课题的背后，你却感受到坚实厚重的学术支撑。”（《好诗不过近人情》）这些观点，正是师长们对作者耳提面命的结果。罗宗强先生教导说：“工夫要扎实，但不要钻牛角尖……思想还是开阔些好。”（《从师记》）姜亮夫先生在古籍整理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中说：“不要培养电线杆子式的专家，而是粗通中国文化的学人。”（《从师记》）在“最后最高要求”中提出：“培养自己‘普照’整个专业与中国全部文化史的能力”“不做支离破碎的学问。”（《记忆中的水木清华》）曹道衡先生起草的《先秦两汉文学博士生培养计划》提出：“应强调史料和作品本身，坚决反对空谈、人云亦云及发奇谈怪论。”（《从师记》）作者就硕士论文求教于魏隐儒先生，得到的答复是不赞成写空洞的诗文评类的文章。傅璇琮先生提出：

　　学术著作，包括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应该似一级一级的楼梯，要扎实，便于扶着向上，使人能“更上一层楼”，以便“欲穷千里目”，而绝不能是用花纸包扎的虚阶，看起来颇能目迷五色，但一踏上，就会使人跌下，害人不浅。（《斯人已逝，德音未远》）

　　受到众前辈的影响，作者也特别重视学术中研究资料的编纂，也多次介绍前辈学人在这方面的贡献，又现身说法，启人深思。

　　学术之外，《从师记》这部书带给我的感动，是作者与众师长之间的情感。毫无疑问，作者对书中所介绍的师长怀有深深的感激，在《引言》中，作者写道：

　　在我过去四十多年的求学经历中，老师们的影响既广且深……我很景仰他们，也很感念他们，很希望有更多机会将这种感念之情表而彰之。

　　将众多师长的人格风范与学术成就记录下来本身就是情感的表达。而且，读者很容易发现，作者在很多篇章中都使用“感念”“感佩”这样的字眼，看得出作者是一位很容易动情的人。他在昆明偶遇魏隐儒先生时，表现得“喜出望外”（《“小室无忧”》），对于王继权先生的帮助，作者心存感激，“小子何德何能，竟能得到王老师常年的垂青，实属不易。”（《来谕惓惓，亲如促叙》）然而，我们又很容易注意到，作者在表达情感时却并不热烈，而是点到即止。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众师长的表现中。姜亮夫先生对清华大学及清华导师有深厚的感情，因为作者来自于清华，特意将其召至家中长谈。姜亮夫先生深情回忆在清华的学习与生活，言语中充满无限怀念与感激，“姜老经常感叹说自己曾在多所大学任教，再也没有遇到清华这样的好学校了”（《记忆中的水木清华》）。然而，姜亮夫先生直接的抒情并不太多，谈得更多的还是清华导师的学术与对其教导的经历。

　　我想，这大概就是学者表达情感的方式，深沉而内敛。作者报考曹道衡先生的博士，是通过傅璇琮先生介绍的。曹道衡先生在病榻前告诉作者，他无意中翻出了当年傅璇琮先生当年的推荐信，并说出院后找来送给作者作纪念，后因曹先生去世而未能如愿。这是一件非常小的事，但从这件事中我们看到曹先生与作者情感之细腻，以及对于师生、同道间情谊的珍视。作者与众师友的交往，因学术而结缘，其淡如水，而这也正是众师友平时待人接物的态度。傅璇琮先生嘉惠学林，助人无数，在学界影响甚大，然而其八十岁大寿的庆祝场面冷清异常，因为傅先生事先约法三章，不允许大事铺张，这正是本色学者的处世之道。

　　作者笔下的师长及作者自己，往往将对自己帮助与教导的母校、师长的感激当成自己宝贵的人生财富，将之作为一种精神传递给后人。姜亮夫先生曾很庄重地对刘跃进先生等人说：“清华导师也是你们的祖师，要不辱使命。”对学校的热爱、对老师的尊重与回报，最重要的，不是口头的称颂，也不是平日里的嘘寒问暖，而是将学校与老师的良好的风气传承下来，发扬光大，影响一代代学子，斯文不坠。有感于此，作者自己对教师这个职业也有明确的要求：“如今，我也是一名老师，也要像王老师那样，努力工作，培养学生，多出成果，这也许是对王老师的最好回报。”（《来谕惓惓，亲如促叙》）事实上，除此之外，作者还利用社科院文研所的平台及个人的影响力将年轻的学者组织起来举办读书会等活动，指导年轻学者，促进学术的繁荣。作者认为：“我现在依然持有这样的看法，一个年轻学者，能够得到前辈的扶持，确实会影响一生。”至于这本《从师记》，更是将师长所授与自己的心得毫无保留地贡献给学界，嘉惠学林，功莫大焉。我想，作者是将自己对师长的感激转化成了另一种形式，变成了指导、提携后进的动力。学术人的温情，大概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一代一代传递着吧。

　　作者在《记忆中的水木清华》中写道 ：

　　水有源，树有根。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一个人有多优秀，要看他有谁指点；一个人有多成功，要看他有谁相伴。

　　《从师记》这部书，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指点、陪伴我们这些后学在学术道路上前行的无声导师，也是直观展现学术的尊严与温情的舞台。我们感动于刘跃进先生勤勉好学的精神，羡慕其受教于众多饱学之士，更感激其金针度人。薪火相传，此之谓欤？

　　（作者系文学博士，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 南通大学诗学研究中心主任。）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