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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中国风】开门见山海，全球好物与中国智造双向奔赴******
中新网北京10月5日电 题：【十年中国风】开门见山海，全球好物与中国智造双向奔赴
记者 孟湘君
13亿多生产者和消费者迈入世界市场，中国，成为全球贸易一体化中，“推动增长和发展的教科书级案例”——2021年底，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如是评价。
回首这十年，作为全球唯一41个工业大类齐全的经济体、130多国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超30%，缔造了无数传奇。
十年来，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引擎”。
新能源汽车驶向西欧和东南亚国家街头；滑雪用品、冲浪板让欧美民众欢享假日；智能手机的低音炮传遍非洲大地，全世界都离不开“Made in China”。
随着中国国际物流供应链的完善，225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和中国人一样爱上了“双11”购物节。以前发货到巴西要50天，如今最快10天，当地就能收到中国产家具、相机和针织衫。
新冠疫情暴发后，中国以世界瞩目的速度恢复元气。美国《华尔街日报》举例称，从口罩、试剂盒等医疗设备，到计算机液晶屏，再到欧美上班族长期居家所需的健身器材，出口热潮，巩固了中国制造大国的地位。
进博集市上的伊朗工艺品吸引顾客。 汤彦俊 摄十年来，中国是全球多边贸易的“推进器”。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一带一路”倡议精细描绘与沿线国家的合作蓝图。2022年，中欧班列提前开行破万列，将天津的葵花籽运往乌兹别克斯坦，让厦门的呼吸机面罩远赴德国。
冰岛、瑞士、格鲁吉亚……十年来，中国签署自贸协定数量增加近1倍，更多国家收到了家具、玩具、机电产品等“中国礼物”；2021年，中国率先批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运往日、韩的多类商品可享零关税，电子元器件、钢材等在新、马、泰等国，占据出口绝对优势。
意外成为“网红”的内陆农业县——山东菏泽曹县，凭“一己之力”默默耕耘出了千亿元级的电商产业规模。而爆火出圈的原因，是它每年出口日本、欧美100多万副棺木。
十年来，中国是释放商业潜力的“试验场”。
一边是中国企业“卖遍全球”，一边是消费者“买遍全球”。拥有全球最大中等收入群体、近14亿人口的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更是含金量十足的“世界市场”。
除了走出国门买买买，跨境电商蓬勃发展，给了中国人更多选择。政策利好海外购物，进境物品进口税下调，购物渠道多样化，俄罗斯伏特加、新西兰奶粉、智利樱桃、日本化妆品……全球好物越来越多地飞入寻常百姓家。
中国人的消费升级带给全球市场活力，也激发外企和全球品牌进入中国市场的动力。
随着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口商品通关时长双“减负”，中国吸引外资连续四年世界第二；21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相继设立，中国对外开放的高水平“试验田”迎来丰收。
航拍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中新社记者 张亨伟 摄十年来，中国成为转型智造的“排头兵”。
十年磨一剑，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中国人攻坚克难、勇立潮头，不断自我超越。当前中国研发投入全球排名第二；连续7年在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创新质量上居首；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提升至14位，570多家工业企业入围全球研发投入2500强。
新能源汽车、无人机、水下机器人、超声影像，吸引国际大客户；5G、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元宇宙，植入中国人大脑；移动支付、共享单车、直播带货、越洋连线，中国人的生活越来越好、见识越来越广。
彭博社注意到，中国正在出口更精密、更先进的产品，过去十年里，中美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差距缩小一半以上；《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国通过生产尖端产品，稳步向全球价值链上游移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介绍，中国制定自主创新发展战略，通过“互联网+”计划将数字技术引入传统工业、公共服务、医疗、金融等领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撸起袖子加油干，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将持续为世界经济注入无限活力、澎湃动力。(完)
东西问｜曾明：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编者按：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再度引用“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激励奋进，引发热议。此古语出自苏轼名篇《思治论》，中新社“东西问”特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解读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中新社成都1月6日电题：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年仅26岁的苏轼在《思治论》中提出疑问。苏轼用自己起伏波折的一生给出答案：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他写下“天下第三行书”与千古雄文《赤壁》二赋；晚年被贬惠州、儋州，依旧乐观旷达，留下华章无数。 在人生低谷，苏轼如何从“至难”转向“至远”？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苏轼为什么在《思治论》提出“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 曾明：苏轼一生，元丰二年(1079年)遭遇“乌台诗案”之前为前期，元丰四年(1081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之后为后期，中间两年可谓大彻大悟期。他的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前期“桃李春风”，后期“江湖夜雨”。 《思治论》为苏轼26岁时所作，恰好是他“桃李春风”之时。当时苏轼出任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已两年，他洞察民间疾苦、了解地方行情。在文中对当时朝政“三患”，即“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弊，提出了要“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 在《思治论》中，苏轼还提出了“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一问。可见，“至难”和“至远”，在苏轼心中是辨证认识的。即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以由难转易，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幼树会成林，溪流终入海。他坚信只要定下心思去做，就肯定能达到目标。  四川眉山三苏祠内的苏东坡的雕像。张忠苹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提出的哪些主张，对今日中国式现代化仍有参考之处？ 曾明：《思治论》全文虽只有2000余字，却清晰表明了苏轼早期的一些理念。他在文中表示，执政重民生，以人民为本；安定靠制度，讲规则规矩；太平须“活法”，应改革创新。 此外，《思治论》还提出“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其意为在目的明晰、规划周详的情况下，政策就应得到坚定不移的执行，只有这样，事业才能获得成功。 苏轼一生据“活”而变，从中看到了人世间的善。他明白“功业见于变”，认为“执一而不知变，鲜不厌者”，做到了“一”与“多”，“恒”与“变”的统一。苏轼主张渐变，而不是“突变”。苏轼“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的“通变”思想，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位于四川眉山的三苏祠。王磊 摄在文化方面，苏轼因“活”而新，从中发现了万物的美。他深知“新”乃自成一家之根本，这在诸多诗文中有言。《书吴道子画后》论作画，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评草书》讲书法，说“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苏轼通过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以诗为文等做法，使新体更加成熟，旧体别开生面。比如《雪堂记》等均缀以骚体，《观妙堂记》等以对话行文，呈现赋体文的特点，前、后《赤壁赋》等，打破成法以赋为论；《庄子祠堂记》等借“记”作“论”，使文章获得更加不朽的生命力。 不拘法度，不断创新，苏轼对“活法”的创造实践，对当代中国文化艺术而言，依然具有启示。我们要创作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艺作品，才能真正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让世界亲近中华文化，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华民族。  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内欣赏苏轼名作《潇湘竹石图》长卷。侯宇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有哪些华章，成于“犯其至难”？为什么艰难困顿之时，反而成就他艺术的辉煌？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 曾明：苏轼不仅将“活法”贯通于诗文词赋、琴棋书画，甚至待人接客之中，还实践在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快意逍遥之中。自然中的“烟雨”，生活中的“烟雨”，仕途中的“烟雨”，在苏轼看来，都是由“至难”向“至远”转换的必由之路。 不管“大江东去”，还是“明月几时有”，惬意欢喜、磨难坎坷，苏轼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他在“至难”中依然能够保持从容洒脱、怡然自得的快意人生。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贬蛮荒之地儋州，他不绝望不怨恨，而是登高望远，享受绝美海景，“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屡遭打击，沧桑羁旅，却仍有“人生如梦”的哲思，有“江海度余生”的豁达，有“竹杖芒鞋轻胜马”的遐想。苏轼创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文化人格，包含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展现了最为健全、圆融，可信、可爱、可敬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几乎承载了中华民族对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所有期许。  观众在参观“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杜洋 摄从“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再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同样反映出，事不避难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密码。 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经历了太多风雨坎坷。面对任何“至难”，我们始终迎难而上，这与中华民族昂扬的精神境界、宽容的理想格局密切相关。事不避难难变易，胸无“至远”易变难。新年新气象，中华民族人人都心怀“至远”的目标，就没有克服不了的“至难”。(完) 受访者简介：  曾明，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全球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主任。2013年10月至2019年4月任西南民族大学第九任校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文学、文论，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诗学‘活法’说考索”等4项，出版专著6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摘编、转摘、全文转载。先后获省部级一等奖6项、二等奖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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